八十年代过年的记忆——压岁钱、年夜饭、看春节晚会
过年可真是孩儿家的盛宴，不仅一年来肚中的饥懒之虫喂了个饱，口袋儿都连带着沾了光。那发红包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：“哟，小孩子可真乖巧伶俐，来，红包拿好，快快长大。”这当口儿可是最见小孩家的功力，他会装出忸怩的样子，不情不愿地摆着身子。当大人的立马就急了，你不拿可不成，过年过节的，得有个好兆头。接着便是象征性地推推挪挪，一来二去的，搞得双方都有些不甘不忿。那可真叫高手过招，讲究的都是真功夫。最后，真金白银终于落到了孩子手里，当大人的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很有面子地干咳两声。察言观色可是孩子的特长，他会甩出一大堆祝福的话，强忍住极大的喜悦，脸上依旧是不动声色。可当他慢慢地转过身去，便立马换了一个人，兴奋得涨红了小脸。这是小孩子特有的狡黠，以退为进，推脱中透着股机灵。压岁钱之于八十年代的孩子，就像冷冻的肥猪肉之于六十年代的青年一样，企盼与喜悦彼此纠缠。它们让无数孩子的荷包鼓鼓囊囊，流着香甜的口水做了一宿又一宿的好梦。可惜的是，那红包辗转了几天，还得落到母亲们的口袋里。她们准备好了一大堆酸水向你倾倒，把家里紧巴巴的财政开支一笔一笔地算给你听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恨不能把心窝儿掏给你看。最后，你只能屈服了，乖乖地把压岁钱送上，就像看着隆隆的列车脱轨，你再不能螳臂当车地挽回一样。
收压岁钱之前全家还得张罗着年夜饭。男女老少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你做酸辣鱼汤，我就做韭菜饺子……１９８３年的时候，富强粉、小杂豆、花生米、黄油等都还是限量供应。那之后，便取消了凭票采购，老百姓年夜的餐桌开始丰富起来，糖醋排骨、酥红的扣肉、猪下水、粉条肠子……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。远游他乡的儿女，终于回家收割故乡的“麦田”，坐在桌前喜孜孜地望着年迈的父母，一杯杯烈酒下肚，呛红了彼此的脸。年夜饭象征着美满团圆，是心与心交接的所在。什么世事无常，盛宴必散被大家通通抛诸脑后，觥筹交错伴着焰火声声，酒杯一碰便又是一个人生。春联窗花贴上了，老人儿女团聚了，喜气在屋子每一个角落漾溢开来。大家伙儿交换着一年来的家长里短，不断蹦涌出来的新鲜事儿在一拨拨人的舌间上翻江倒海。年夜饭还是人性的复归，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多匆促，心里都割舍不了自己的家园。我们嚼着白米饭，用言语和欢笑互相温暖，肚子里的孤独和焦渴被饭菜填满了，喉头的哽咽也被一杯温酒稀释掉。那种家人间的体贴和感动，用任何语言来描摹都是苍白的。
在八十年代，吃年夜饭，看春节晚会，拿压岁钱可是一件都不能少。１９８３年开始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现场直播，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“吃鸡”，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《乡恋》等七首歌曲。之后，陈佩斯“吃面条”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，《我的中国心》全国传唱，《难忘今宵》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……那会儿可不像现在，一家人上酒楼，吃吃喝喝，完事就拍屁股走人，没一点儿气氛。我们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夜饭，一边看春节晚会，瞅着屏幕上的曲艺明星直乐。这成了大伙儿约定俗成的过年方式，有学者还美其名曰“新民俗”。
可惜的是，如今许多城市里听不到鞭炮声了，过年也已变成一种迫不得已的习惯。物质把我们恒常的生活方式摧毁了，我们玩蹦的，吃酒席，看焰火，最终在繁华的城市里，走丢了自己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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